孤独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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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观察网　作者：白墨
   
    导语：在婚姻市场上，有甲女丁男的情况，男的往下找，女的往上找，郊区女孩子往大城市嫁，农村的往城市嫁，高山的往平原嫁、往沿海嫁，最后剩下来的一批就是特别贫困地区的男性，他们很困难，成为剩下来的一批丁男。而且，目前中国出生婴儿的性别比例是120：100，也就是说120个男孩出生的同时，只有100个女孩出生。一些人口专家预测，大概在2025年还是2030年的时候，中国男人的绝对量要多出几千万。而多出的这几千万，大都会集中在农村，集中在最偏远的山区，就是那些最贫困的地方。
   
   
   
    这个网名叫wow的年轻人，凌晨两点开车从北京顺义的家里出发，沿途买了烤串和啤酒，朝着西四环的万寿路开去。他的目的地是那里的一家酒店。不久之前，在一个以音乐、电影和书为媒介的社交网站的小组里，一名性感漂亮的女车模发了一个帖子：“有人请夜宵吗？最好是送到房间来！”她留下了酒店名称和楼层。这深夜的赤裸裸的召唤，引起了一群未眠的年轻人的骚动，包括wow在内的几位“壮士”出发了。
   
    一个小时之后，网上又起了谩骂声。有人到那家酒店找了半个小时，发现酒店只有五层。有人“奇迹般”地找到了七楼，可是不知道具体房间号。wow也加入了谩骂的队伍。直到这时，“壮士们”才意识到，他们以为天上掉馅饼，其实只是一个女孩半夜无聊耍人的把戏而已。
   
    wow谩骂着开车离开了酒店。他先是到了海淀，然后沿着四环开到了亚运村，牡丹园。他不断发着新帖子，唤人出来吃夜宵，或者只是聊聊都可以。然而一路开，开到了天亮，他依然孤独一人，绕着北京城转了一圈，最后苦闷地回到了家中。
   
    凌晨四点半，wow一整夜漫游的最后一站是他家小区楼下的早餐店。他在这里发了最后一个帖子：店里就我一个客人，夫妇俩都在忙着包包子，面前一屉热气腾腾的小笼包，我弄了一小碟醋，等大姐给我煮的馄饨，“哎呦，真香，这包子怎么这么好吃啊！”我这样发出赞叹，一方面是闲得蛋疼，没话找话；另一方面，我想让他俩高兴高兴，毕竟有人夸他们的包子好吃，他们打心里还是高兴的。都不容易！都挺辛苦！
   
    这样大同小异的由欲望、挑逗和失望串联的剧情，在这个以吃喝玩乐为名的小组里每天都在上演。这个小组有12万多人，大多生活在北京，年龄从七零后覆盖到九零后。每时每刻都有人在发新帖子，变着花样引起女性关注，实质上都是在赤裸裸地约“一夜情”。然而回复总是寥寥无几，很快帖子就沉下去了，新的帖子又发起来。但是这群数目庞大的年轻人很少有人在这里寻找到他们的一夜情伴侣。虚拟社会的规则和现实社会一样残酷——只有“高帅富”的男人才能吸引异性的眼球。
   
    很多时候，这里甚至形成了鲜明的性别对立，或者隐性的“性别战争”。大多数女性因忍受不了男性不断地骚扰而破口大骂，那些言语犀利的女性因此成了这里的明星，泼皮无赖的男人则被其他人“膜拜”。谎言、无病呻吟、赤裸裸的性言语充斥在这里。而周末和节日前，是这个小组以及这个网站很多类似小组的高潮期。欲望和骚动疯狂涌起，形单的影子被无限拉长，都市男女的孤独在商业引导的节日里被放大到无限。与北京城里无数隐秘性交易的角落相比，社交网站的虚拟身份让性饥渴的人们在这里直白而疯狂。
   
    但是，这些年轻人缺失和渴望的，真的只是性，一夜性吗?
   
    都市男女的孤独和性缺失，绝不只是北京这种匆忙、疲惫、压力巨大的城市所独有的，但在都市一系列社会问题中，它可能是最被忽略的问题之一。女权主义学者盖尔·鲁宾（Gayle Rubin）曾说过，“性也许被视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主题，与更加危急的贫穷、战争、疾病、种族主义、饥荒和核毁灭问题相比，它显得并不重要。但是，正是在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当我们的生活有可能遇到无法想象的灭顶之灾时，人们对性问题的疯狂有可能变得十分危险。”英国社会学者杰佛瑞·威克斯（Jeffrey Weeks）也在他的《20世纪的性理论和性观念》一书里写道：“性活动已经变成一个日益重要的政治问题和道德问题，浓缩了若干关键性的问题，……近年来，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论已经变得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尖锐，因为有关性问题的争论就是我们希望生活在怎样的社会形式中的争论。”
   
    但关于性的争论和思考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是一片空白（或者任何争论最后都演变成没有结论和意义的口水仗）。对于每天都有匪夷所思的死亡和不幸上演的当代中国，性问题尤其会被一脚踢开。对于我们“希望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形式中”的思考，在学者、媒体与大众的视线之外。
   
    而且，在我看到的为数不多的中国媒体的报道里，关于性话题的似乎都是一派乐观景象。《中国新闻周刊》几年前在一篇名为“中国的第三次性革命”的文章里写道：“新世纪的中国面临着一场新的性革命。所有性的资源都围绕四个字配置：自我，快乐。透过这次性革命，人们看到的是社会的宽容、技术的进步、女性观念的更新。最后，性仅仅成为性。”
   
    然而，“性如果只是成为性”，自我和快乐在今天的中国能很好地实现的话，在网络上，在现实中，孤独和焦灼的人群也许不会那么庞大。
   
    十年前出版的一本名为《中国底层访谈录》的书里，作者写道：“中国民众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将自己的性本能转移到偶像崇拜上，这是1949年以来的极端理想主义的顶峰……而改革开放以来，民众的道德水准在物欲的刺激下，直线下滑到动物现实主义，似乎每个人都醒悟了，原来世上还有这么多好东西没有享受。爱领袖不如爱自己，这也是文革反思结论之一。”中国人的性从那以后，也开始从“计划经济的产物”转移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中国开始变成托马斯·拉科尔（Thomas W. Laqueur）在《孤独的性：手淫文化史》里描写的那样，“那种认为性及性乐趣的终极目的是生育的旧观念已经不再被人们所遵从”。随后，中国像个被压抑过久的孩子，“性能量喷涌出来，以歇斯底里的症状表现出来。”
   
    拉科尔的预言击中了今天的中国，我们开始“排斥社会所认可的恰当的性行为、排斥了恰当的社会交往，也排斥了社会秩序本身”。
   
    “西方世界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性价值观，但是高度概括起来却只有两大家：反性的价值观与褒性的价值观。”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在《性爱二十讲》开篇提到，西方几千年的性的观念转变，在中国只进行了十几年。在文革中经历了苦难与饥饿的一代，在80年代短暂的精神疗养之后，迅速地在90年代开始遵从自我，对食物的饥饿感与性的压抑同时喷涌出来，像李银河提到的，“旧道德的错误在于对性的过分压制，而性的欲望和饮食的欲望一样，会因禁止而极大地增加，越是压制就越是强烈。”
   
    在性开放和自由的90年代，“暂时的缓解”在中国演变成了“狂欢”，社会的离婚率开始飙升。我们提到的那群孤独的年轻人，他们的成长环境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变得糟糕。九十年代，他们正在青春期，失去父亲或母亲的关爱，独生子女的家庭，压抑的内心，让他们在孤独中成长，对关爱有着病态的需求。
   
   
   
    随着中国二十多年财富的累积，今天我们“被宣布”进入了“富裕的社会”，同时也变成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在《爱欲与文明》——该书被认为是西方20世纪60年代性革命的政治宣言——里描述的富裕社会的情景：社会自身要求人们“追求审美、渴望一致”，恢复“天人合一”，充实心灵和赞颂“为创造而创造”……这些期望被转变成了由政府和大企业资助的、受人操纵的文化活动，成了它们向群众心灵延伸的执政之臂。
   
    在这看不见的“执政之臂”下，所有人“遵循着商业和利润的指导……生命本能的爱欲能量在唯利是图的富裕社会的非人条件下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一方面，必须发展把生命作为自在目的的非经济需要；另一方面又必须坚持维持生命的需要”。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这群年轻人离开压抑的家庭和学校后，梦想朝气蓬勃地进入社会，实现他们的理想或者仅仅是简单生活时，却发现自己被商业和政治操控。社会资源正是在90年代开始分化的，随后二十年里，分化不断深化，社会资源高度集中，流向一小部分人——他们因为权力而拥有财富，或者因为财富而拥有声望。
   
    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性资源分配的两极分化。权力和财富彼此热爱并互相追逐，二者的结盟越来越紧密。在高压的城市生活中，毫无背景、孤身奋斗的年轻人，在体味孤独和艰难的同时，也体味着不确定性和安全感的缺失。
   
    在今天的中国，财富成为所有人保护自己免受侮辱、轻视和损害的方式，“因为财富不仅给人以权力而且给人以声望。这种对财富的非理性的追求，在我们的文化中非常流行，因此只有将我们的文化与其他的文化加以比较，我们才能认识到它不是一般的人类本能，无论它是以一种贪得无厌的本能的形式表现出来，还是以一种生物驱力的升华形式表现出来。甚至在我们的文化中，一旦决定它的焦虑消失了或清除了，这种对财富的强迫性追求也会消失。”美国心理学者卡伦·荷妮(Karen Horney)在她的心理学著作《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里写道。
   
    热播美剧《欲望都市》曾经风靡中国十年，那场媒体誉为的“性革命”也发生在这十年的中国。但上海作家小宝在一篇文章里一针见血地写道：《欲望都市》引起的中国的性革命不过是场空谈，美国女人在《欲望都市》里看到的是性，是淫，中国女人在《欲望都市》里更多看到的是“银”——有钱女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借该剧温习十年前大举登陆中国市场的欧美名牌知识，认识了十年前尚未高调入市的豪华商标。中国女生并没有像美国姐妹那么关注凯瑞们如何消费男生，她们更关心的是凯瑞们如何消费。
   
    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中，越来越多年轻漂亮的女性开始集中到那些拥有权力、声望与金钱的男性手中，这部分人大概占到中国男性的4%或者更少。本报在郭美美事件中曾经刊登过一篇报道，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情景是，一个通过陪富二代、官商睡觉的年轻女孩，每个夜晚在她通过卖身买到的大房子里，孤零零的，眼睛望着窗外的夜空，失眠到天亮。
   
    与此同时，那些依靠自己的智慧与勤奋在事业和生活上取得独立，却没有收获婚姻的女性，则成为一个醒目且不断庞大的群体：剩女。当那个叫“wow”的年轻人在北京城里彻夜孤身游荡，也许他的邻居里就有一位善良、美丽的姑娘和他一样孤独，彻夜未眠，渴望爱与被爱。然而，楼群的间隔，人与人的隔膜阻止了他们的相识与相爱。
   
    这与埃里希·弗罗姆（ErichFromm）在其名著《爱的艺术》一书中“当代西方社会的爱及其瓦解”章节里写到的西方世界及其相似：
   
    “现代西方社会的人疏远自己，疏远他的同胞，疏远自然，异化了。他已转化成商品，感受到他生命力量的是作为在现行市场条件下能够获得最大利润的投资。人的关系基本上是异化了的自动装置的关系，每个人都把他的安全建立在靠近群体的基础上，而在思想、感情或行为上没有什么区别。尽管每个人都尽可能靠近其他人，但仍然感到十分孤独，充满了当人不可克服的分离感袭来时而经常会产生的深重的不安全感、焦虑感和内疚感。”
   
    缺失的情感和性，最终损害了一些年轻人的内心和生活。这在当下飞速奔跑的中国，仿佛一个坏死的癌细胞，不可治愈。荷妮则在她的书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论上医治的希望：我们的情感和态度极大程度地由我们生活的环境塑造而成。这种环境既有文化的环境又有个体的环境，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相辅相成。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们了解我们生存于其间的文化境况，我们就会具有更好的机会，更为深入地理解正常情感和态度的特殊性质。
   
    按照荷妮在书里的定义，在膜拜美国华尔街对金钱的贪婪的同时，我们时代的许多人几乎都染上了与华尔街人共同的病：神经症——神经症患者的反应不同于一般的人，这种人的生活方式与我们时代普遍认可的行为模式不同。荷妮举例：一个艺术家，一个星期只挣30美元，但是如果他工作勤奋一些，他本可以挣得更多。可是他不这样做，偏偏喜欢过这种清贫的生活。于是我们就认为这个艺术家有神经症。“我们之所以要称这些人为神经症患者，其原因在于，我们大多数人熟悉，并且只熟悉一种行为模式，这就是，争取在世界上出人头地，做人上人，挣比满足基本生存多得多的钱。”荷妮写道，“而在古希腊，超出自己需求之外的工作态度被认为是极为下贱的。”
   
    “在谈到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时，我不仅指的是存在着具有基本的共同特征的神经症患者，而且指的是，这些基本的共同性根本说来是由我们时代和文化中现存的困境所产生的。”荷妮在书里写道。
   
   
   
    虽然中国没有美国式民主和自由，但面对的困境却比美国更甚。在我提及的那个小组里，很多年轻人摆脱了前辈中国人的性顾忌，对他们而言，“性关系不仅是特别紧张的发泄，而且是人际交往的惟一途径。”这种人格和态度使他们“容易达到性兴奋，并强迫性地将任何异性看作是潜在的性伴侣”。
   
    荷妮的文字应验了其在中国的现实存在，“他们感到不安全，没有保护，当他们没有性关系或者没有看到具有性关系的机会时，他们就表现得相当失常。他们总是在自己与他人之间创造一种性爱的气氛。”这种性态度使这一代人陷入某种困扰：人际交往陷入障碍，不相信关爱和爱本身，身心忧烦和焦虑，面对社会和人保持着高度的防御姿态以及不相信爱情。
   
    当我在那个小组里总是看到20多岁的年轻女性说想知道爱情的感觉，而男性却被苦闷的性困扰时，总有一阵莫名的心酸、忧虑和疑惑，当所有年轻的男女都该去享受爱情以及性的美好时候，是什么阻挡着他们获得这一切？是这个社会无孔不入、不被约束的权力，还是不义不均的财富？在这样的社会中，这些年轻而孤独的灵魂会被带向何方？(注：文中wow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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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银河：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
   
    问＝白墨 答＝李银河
   
    问：你一直提倡中国人享受“性自由”和“性快乐”，但当下的中国社会是不是存在性资源不平衡的问题？比如拥有大量金钱、权力与名望的一小部分人，他们占据着更多的性资源，他们享受着性自由与性快乐，而另外一部分没钱没权的人，他们正常的性需求却得不到满足？
   
    答：应当说这种状况挺严重的。主要是在婚姻市场上，有甲女丁男的情况，男的往下找，女的往上找，郊区女孩子往大城市嫁，农村的往城市嫁，高山的往平原嫁、往沿海嫁，最后剩下来的一批就是特别贫困地区的男性，他们很困难，成为剩下来的一批丁男。而且，目前中国出生婴儿的性别比例是120：100，也就是说120个男孩出生的同时，只有100个女孩出生。一些人口专家预测，大概在2025年还是2030年的时候，中国男人的绝对量要多出几千万。而多出的这几千万，大都会集中在农村，集中在最偏远的山区，就是那些最贫困的地方。
   
    问：作为社会学家，你觉得这种性资源的不平衡会对我们的社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答：我觉得对于这些被剩下的男人来说，性也是一个民生问题。他们占有的经济资源本来就特别少，性的资源恐怕也会很少。其实不只在贫困地区，在大城市的民工工棚里头也有这种情况，一对一的性伴侣很难实现，没有人愿意嫁给他们。尽管也剩下来一些女人，但都不愿意嫁给民工。这部分人正当的性需求得不到满足，就会造成一些社会问题。
   
    问：除了这些被剩下的男性，对女性来说，中国女性的性地位，到目前为止是否有实质性的改变？
   
    答：男女的平等，在性上的平等和社会地位联系特别大，和他们掌握的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等等这些方面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大的。其实性的平等，跟经济上的平等、社会地位的平等是连在一起的。咱们目前的社会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男权社会，所以女人在这方面的平等情况并不是太好。
   
    问：当前我们社会中商业力量在各个领域的强大介入和影响，对年轻一代的性观念是否也有影响呢？
   
    答：对。咱们现在的社会，两极分化非常厉害，有一批人消费能力很强，他有各种各样非常昂贵的消费品、奢侈品，这让一些女人通过交朋友，通过性，通过结婚，一下子改变自己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这东西对人肯定是一个诱惑。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多讲讲浪漫的爱情，让大家注重精神方面，别仅仅看物质方面，绝对不能偏废。当然，你让大家完全不考虑经济因素也不太可能，不是有老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吗？就是说经济条件一点没有也不行。但是不要偏废，不要光去讲物质，也要讲精神，要讲爱，要传播这种理念。你看所有的好莱坞电影，不都是在传播爱吗？好莱坞电影很多主题不都是爱情么，一个富家女爱上穷小子了。所以，在谈性、爱情、婚姻时，绝对不能偏废，完全偏废到物质这一边，这个社会就歪到一边去了，完全走向拜金主义了，那样的社会非常恐怖的。
   
    问：这种社会的心理也是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这20多年的社会演变而成的。从90年代到今天，整个社会，无论男性女性，年轻一代或者中年一代，对权力和金钱的追逐，这个过程中导致的民众心理、性观念的变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变过程？
   
    答：这个演变的过程很明显，就是两极分化，就是贫富分化，太明显了。我们的基尼系数在70年代的时候是0.2，是全世界最平均的国家。所以那个时候的性和婚姻，没有人考虑物质因素，因为大家在物质上都一样，都是共同的贫穷。但是这二三十年最大的变化就是拉开了距离，基尼系数现在变成0.5了，早就超过社会动荡的警戒线了，非常非常刺眼了，这种分化的状态已经太明显。所有的人，包括年轻女孩，你从年轻女孩想嫁什么人，就能看出来整个社会的状况。她肯定要嫁给有钱的，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我觉得最主要还是社会资源和经济水平两极分化造成的。
   
    问：在两极分化的过程中，对于爱情和性的道德规范，包括社会的教育，是不是也是很薄弱？
   
    答：爱情和道德是两回事。爱情是爱情，有好多爱情，比如两个单身的人发生爱情，一点道德问题也没有。但如果他去搞婚外恋，那就有道德问题了，所以要把爱情和道德分开来说。
   
    问：我们单从道德的角度去讲，两极分化如果太严重的话，道德有一个正确的引导或者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是不是对这个问题有一些改善呢？
   
    答：在性和婚姻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必要的不是去强调道德，而是要强调精神的追求，追求精神，追求爱情。婚姻是出于爱情，性是出于爱情或是经济利益，这是一对矛盾。道德在贫富分化之前和之后都是一样的，在任何时候，婚外性行为都是不允许的。因为你在婚姻中，你有对配偶的承诺，你要是老想去搞婚外恋，就有道德问题了。你搞婚外恋就应该先离婚，这跟贫富分化没什么关系，在过去贫穷的时候，社会对待婚外恋的态度也是很严厉的。虽然单位没有行政处分，但是舆论还是非常反对的，舆论对于婚外恋、婚外性关系是非常激烈反对的。所有调查都表明，绝大部分人，80%、90%的人都是反对婚外性行为的。
   
    问：我在网上看到好多女孩感慨说，她们一方面不相信爱情，另一方面根本不知道爱情的感觉是什么样的，你怎么看待年轻女孩这种说法呢？
   
    答：爱情这个东西肯定是存在的，为什么大家都不相信了呢？一个是他们没有机遇，好多人没有碰上他可以爱的人。浪漫爱情的发生也并不是那么常见的，好比说那种激情，就是真正能够引起你激情的那种爱情，这种情况也不是经常发生的，看你有没有运气了。
   
    另外，我觉得年轻人有这种想法，恐怕跟教育也有关。一个人想要一个非常浪漫的爱情，他先得从文学，从小长大的教养里头，比如从世界名著、从各种各样的电影这些媒介里知道真正的美好的爱情是什么。先有了这种期望，然后才要看有没有这个机遇。如果家庭、学校和社会都没有教给你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你从小对真正的爱情没有期望，那你要想获得一场真正的爱情，几率就更低了。一心在等待爱情的人都不一定能碰上。
   
    所以这个东西也挺无奈的。但是我想一些比较优秀的人，他会更容易碰上爱情，比如他从小就相信爱情，期望着爱情，这个时候如果他各方面的素质也比较高，他就更可能碰上真正的爱情。
   
    问：那日本、韩国包括台湾地区，他们经历的性解放是不是也应该与社会的革命或者思想的革命相匹配呢？
   
    答：那是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发生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性革命，这里面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妇女的性解放。世界各国都是男权社会，在所有涉性指标里，都是男性超过女性。比如婚外恋，男性占60%、女性占20%；婚前性行为，男性也比女性多；不管是性伴侣数还是其他，在所有你能想出来的跟性有关的指标上，都是男性超过女性。
   
    但是自从60、70年代的性革命以后，数据开始改变，女性在所有指标上开始接近男性。这实际上就是女人的性解放。不管是婚外恋、婚前性行为，第一次发生性行为的时间等等，全都接近于男性的比例，这是性革命最主要的特征。中国现在的情况当然也是，中国也在发生着这种性革命。
   
    问：您有没有观察过台湾地区的性观念和文化，他们的文化与我们同根，那么在性观念上有什么不同吗？
   
    答：我觉得台湾做得比咱们好多了。他们在妇女游行的时候，提的口号是“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这种口号在大陆现在还提不出来，什么性高潮，人都害羞死了，人家公开游行的时候，就打着这个标语。
   
    他们最著名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锋何春蕤教授，是台湾中央大学的。她写了一本《豪爽女人》，这书就是专门反对双重标准的：女人为什么不可以享受性？性对于女人不是一件受害和吃亏的事，而是性愉悦。女人应当敢于正视自己的性需求和获得性快乐的权利。他们是这样一种观念。他们比咱们走得靠前。
   
    问：你觉得大陆没有走到台湾社会那一步，原因或者说阻力是在哪里？
   
    答：我觉得是两个方面。其实客观条件我们已经具备了：现在很多女人都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收入，不用靠男的，也不用仅仅为男性服务了，自己完全有能力去追求性的快乐。
   
    因此最主要的阻力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的压力、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男权社会男尊女卑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传统习俗。比如，妇道这个东西。守妇道本身就是一个旧俗。过去的妇女不能抛头露面，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笑不露齿、三从四德一大套东西，其中就有反性，就是非常非常禁欲的。比如节妇烈女，死了丈夫是不能再嫁的。全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政府表彰这个，但在中国的旧社会，你要是节妇烈女，政府给你造一个贞节牌坊。这种观念和习俗特别深入人心，比其他国家都要深入人心。这导致中国妇女在追求性愉悦、性快乐的时候，承受着很大的社会压力。
   
    另一方面的阻力，我觉得来自妇女自己的内心。漫长的旧社会和旧习俗，让中国妇女在内心已经把男权社会的这种价值观都内化了，内化成自己的习惯了，她自己就不喜欢性，她自己都觉得没有理由。她觉得喜欢性太可耻了，所以好多女性觉得在夫妻生活里不能主动提性要求，都得被动地让男人来提。自己只要喜欢性愉悦这个事就不合适。
   
    我看到最近的一个全国统计，全国抽样调查，有26%的女人从来不知道性高潮的，这个比例太高了。全世界的平均数据大概在10%左右，也就是说有10%的女人由于生理或者心理的种种原因，不知道性高潮，一辈子没有体验过性高潮。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女人比例高达26%，差太远了，中国女人的性欲被压抑太厉害了。
   
    问：你觉得中国到现在为止发生过真正的性革命吗？
   
    答：是否发生了性革命，这是有一些指标可以去衡量的。我的判断是，中国的性革命已经在进行。它进行在哪里呢？从根上来说，就是性目的的改变，这是性革命的一项内容。
   
    过去我们只是为了生孩子，只有生孩子一个理由是正当的性的理由。现在由于计划生育，每个家庭只能生一个到两个孩子，除非你生了两个孩子之后，不再发生性行为，只要你还做，那你就已经进入性革命了。就是说性的目的已经改变了。不为生孩子的性行为，目的是什么呢？不就是为了快乐吗？如果说性的目的从生育变成为了快乐，性革命就开始了。
   
    另外还有很多指标，比如说婚前性行为大量增加。以前的婚前性行为是非常非常少的，比如80年代末我们做的调查，婚前性行为只有百分之十几，现在这个比例大大提高了。
   
    问：我记得你提过好像是15%吧。
   
    答：当然那个样本包括年轻人和老人，所有人都包括，现在这个数字，我看到世纪初的调查，大概已经达到30%、40%了，婚前性行为已经上升十几个百分点了，那这十几个百分点都是年轻人做的呗。越年轻的年龄组，婚前性行为比例越高。计生委做过一些调查，在现在准备结婚的人群里头，婚前性行为已经达到六七成了，这当然是革命了，这绝对是革命了。
   
    所谓革命就是剧烈的变化，从几乎是零，进入15%，然后达到60%、70%，这实在是太大的革命。另外比如同性恋也浮出水面，这些都是性革命正在进行的指标。
   
    问：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中国一直在一个性压抑时期，压抑之后反弹的话，中国现在是处在在性方面特别疯狂的一个时期吗？
   
    答：我觉得并没有，并没有说一下走到另一个极端去了，还是在逐步变化。中国人平均的性伴侣数，好像在全世界还是倒数，倒数第二。
   
    问：你提到的数据好像是平均1.3个。
   
    答：世界上最高的比例是人均16个性伴侣。咱们中国远远没有到那个极端。所以一点都不疯狂。比如有些人刚刚开始尝试换偶，南京的马尧海，不是还判了三年半吗？这让全世界都很震惊的。成年人因为性游戏被判刑的例子，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国家发生，太少见了。所以还是相当压抑的，我觉得在好多方面都压抑得非常厉害。虽然你可以到处看到黄碟什么的，但是打击还是很厉害的，网上打击色情网站非常厉害。国外有调查，在全世界的所有网页上，涉性的网页占到70%到80%。这就是全世界平均的色情消费水平。但在中国，对色情网页打压得还是非常厉害的，非常非常压抑。
   
    问：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究竟是什么心理？你看我们每查出一个贪官来，他们都会有很多二奶、情妇。那么政府打击色情消费的目的何在呢？
   
    答：应该是出于道德考虑吧。也是一种惯性吧。一直扫黄，现在不能不扫了。但主要还是出于道德考虑，觉得性这个东西很肮脏。过去几十年都是反性、禁欲的，因为这样被枪毙的有好多人。1984年的时候，有一次严打，枪毙了很多人。再比如网站做得大一点，或者卖淫秽品的，营业额达到百万、千万的，都要枪毙，一直在这么做。
   
    我最近写了一本《中国性政治史》，里面全都是这些案例。我觉得主要是出于一种道德整肃的目的，这个跟西方有些不一样。西方各国都没有淫秽品法，但有一些个别的，比如像美国有一些女权主义者，从保护妇女的角度争取到一些地方的立法。他们的理由是，认为淫秽品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对妇女的一种暴力。但也只是出于女权保护的角度，不是出于道德整肃的目的。
   
    而中国的《淫秽品法》完全出于道德整肃的目的。中国政府认为要反性、禁欲，这是中国的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造成的，从道德整肃的角度要扫黄，一直延续下来。这种观念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所以我提议，应该取消《淫秽品法》，因为它和咱们的宪法是矛盾的。淫秽品本身其实不过是人类想象的产物，完全是言论，根本不是行动。所以在一个宪法里，如果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样的条文，那《淫秽品法》就是不能成立的。
   
    问：如果一个社会在性观念和性心理上是健康的、自由的，它对社会发展和进步，是不是也会有一个推动作用呢？
   
    答：如果说人能够生活得好一些，它本身就是社会的进步。在一个比较落后的社会，人在物质上、精神上都非常压抑，吃不饱、穿不暖，这个社会就很落后，一点可怜的性欲也得不到满足。就是咱们老祖先所说的，食色性也。如果大家能吃得好，能吃得饱，在性上能够得到满足，那这个社会就是比较进步、比较富裕的社会了。这不是什么手段，而是一个目的，一个目标，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他们跟我开玩笑说，我这是“新民生论”。
   
    共产党这几十年干什么了呢？就是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现在基本上解决了，也就是咱们现在老提的民生问题。可是我觉得民生问题里头还有性，应该让大家正当的性需求也得到满足，得到充分满足。这样的话，大家高高兴兴，生活质量就高了，这就是社会的一种进步。饱暖思淫欲，现在吃饭问题解决了，大家希望生活得更快乐一点，仅此而已。那你为什么老跟老百姓对着干呢？为什么不让老百姓快乐一点呢？我真的不明白，到底这里头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呢？不就是老百姓活得不那么愁眉苦脸了，比较快乐一点了嘛。